北京大学燕南园61号，一座掩映在苍翠中的古朴小楼，这里曾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生活60余年的居所。15年前，在这座小楼的阳台上，一份名为《北京都市地理（狱中腹稿）》的纸稿本被意外发现。这份略微泛潮的手稿，是侯仁之经典之作《北平历史地理》的研究起点，更见证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往事。
1940年冬到1941年夏，正值抗战最艰难的时期，青年侯仁之冒着生命危险，与地下党单线联系，秘密护送一批批进步学生，突破日伪封锁，从孤岛奔赴抗日根据地。
珍珠港事变后，侯仁之不幸被捕入狱。面对虐待欺辱，他不仅未吐露半点机密，还在狱中构思了《北京都市地理》的腹稿。他的女儿侯馥兴说，“那一年父亲30岁，国家危亡时刻，经颠危骇浪，三十而立。”
“我这位院士曾是个‘囚犯’”
1941年12月28日上午11点，天津法租界海大道76号，一位刚过30岁生日不久的青年，正准备撰写一篇酝酿许久的专题论文——《北平金水河考》。突然，一群法国巡捕带着日本宪兵闯入，搜查房间，掀开床铺，抄走摊在书桌上的书籍和图纸，押走了准备写作的青年。第二天，青年被戴上手铐，解送到了北平沙滩红楼的日本宪兵队本部。
这位青年就是后来被誉为“北京通”的侯仁之。在北京人的印象里，侯仁之这个名字自带太多光环：确定北京建城之史、力主保护莲花池、呼吁修复后门桥……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，他还是“中国申遗第一人”。
这样一位学术大家，因何被日寇逮捕？原来，尚未成名的青年侯仁之，曾有一段与中共地下党合作的隐秘经历。那是抗战最艰难的年代，初为人师的他与地下党单线联系，秘密护送一批批进步学生，突破日伪封锁，从“孤岛”奔赴抗日根据地。
被捕入狱及三年缓刑，是侯仁之一生中最为艰苦的岁月。晚年被问及，他只是淡然一笑：“好多人还不晓得，我这位院士曾是个‘囚犯’。”
2009年，中国科协牵头启动了“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”，侯仁之的女儿侯馥兴应邀参与，开始整理家中资料。在燕南园61号留存的信札、手稿中，她像拼图一样，拼出了这段往事的惊心动魄。
最令人意外的是，2010年4月26日，她在清理家中阳台堆积的资料时，无意翻出几叠纸稿本。稿本略微泛潮，大体完好，封面上赫然写着“北京都市地理（狱中腹稿）”。这份手稿正是侯仁之抗战往事的见证。他的儿子侯帆星告诉记者，被捕前几年，父亲已经在北京城及近郊做过很多野外考察，身陷牢狱的日子，他思念故都，于是开始以“北京都市地理”为题，构思专著。后来在缓刑期间，将“狱中腹稿”见诸纸端。七年后，他以这份腹稿为起点，完成了英文博士毕业论文《北平历史地理》——这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第一部关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专著。
侯仁之常说，他对北京“知之愈深，爱之弥坚”。而在侯帆星眼中，父亲爱北京，更爱国。出生于辛亥之年，历战争之苦难，青年时期的父亲秘密护送学子，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。
侯仁之的父亲一直期待他成为一个医生。然而，1931年秋，侯仁之在潞河中学读高三不久，日本就在东北制造了“九一八”事变。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，侯仁之和同学们一起宣传抗日、抵制日货、参加军事训练。但到了年底，政府却严令再也不许提抗日。沮丧烦闷的青年正憋着一口气，《中学生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为他拨开了迷雾。文章“不长，但写得特别好”，几十年后侯仁之还记得，文章热情地勉励青年“不要空谈救国”，要“到民间去”，“我们所要下死功夫研究的，就是怎样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，真正去唤醒民众，做有效的抵抗！”
那篇文章的作者是顾颉刚。侯仁之当时并不熟悉这个名字，但他忍不住想，怎么才能到民间去呢？他想回乡当一名小学教员，教孩子们抗日救国的道理。潞河中学的陈校长却建议他，可以投考顾颉刚任教的燕京大学历史系，弟弟侯硕之也来信，用鲁迅弃医从文的例子鼓励兄长，“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，学历史可以为社会治病”。就这样，1932年夏天，一腔爱国热情的侯仁之走进了燕京大学历史系，投师于顾颉刚门下。
入校不久，散发在校园里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《火把》，就吸引了侯仁之。1935年12月9日那天，天还未亮，他就等在游行队伍中，到达西直门时城门紧闭，进不了城，他便随小分队直奔西直门火车站，向铁路工人宣传抗日。
然而，日寇终究还是进城了。1937年7月，北平沦陷。隆隆炮声中，有基督教背景的燕大，成为沦陷区青年学生免受奴化教育的一座孤岛。此时，侯仁之已经在攻读硕士研究生，导师顾颉刚因被日本人列入黑名单，仓促离开北平。侯仁之的学业还要继续，便转为洪业的研究生。
洪业学贯中西，是与钱穆、顾颉刚、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家。而对侯仁之来说，洪业不仅是学术道路上的良师，引导自己走上一生治学的历史地理之路，他的言传身教与坚守气节，更让侯仁之在人生最难熬的三年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，最终“无憾于今生”。
“这是爱国的事情”
1940年6月，侯仁之研究生毕业，留在燕京大学任教。就在那个暑假，校务长司徒雷登把他叫到办公室，提出了一个意外的请求：希望他在教学之余，兼任学生生活辅导科科长。这个科室隶属于教务处，仅有一名教师，却肩负着燕大新生从入学到毕业离校期间所有的生活难题。
自1932年入学，侯仁之在燕园生活了8年，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，更熟悉园子里的老师同学，司徒雷登选中他，再合适不过。不过，他一开始并不愿接手这项行政工作，那时，他已经深深迷上了历史地理这门“冷”学问。按照导师洪业的规划，这年秋天他本应赴英国利物浦大学深造，只因欧战爆发，未能如期成行。在他心中，教书治学才是至爱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书呆子”就愿意教书。
可当他把此事告诉老师时，洪业却郑重地叮嘱他：“这个一定要做，这是爱国的事情，帮助同学成长的事情。”洪业的思虑不无道理——燕京大学虽如孤岛，但并非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。看似宁静的表面下，日本人无时不在打燕大的主意。
燕大学生文彬如碰到过日本人企图栽赃陷害的一幕丑剧：“1938年一个下午，我骑着车子沿本校墙向老虎洞走去。瞥见两个穿西装的人，一个面向校墙写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’，身后人持机拍照。”显然，在沦陷区，光天化日之下爱国人士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。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是日本人玩的鬼把戏。文彬如觉得事态重大，骑车迅速从南门回到学校汇报。第二天，果然见日本人持照片向学校索人。
1940年初冬，研究生冯树功从西直门骑自行车回校途中，惨遭日本军车撞击身亡。在追悼会上，研究生院院长陆志韦凛然陈词：“我觉得当今世界上弥漫着一股貌似强大的势力，正在控制着你们，压迫着我们，正是这股势力夺走了我们年轻轻的冯先生的生命……”话音未落，人群中的饮泣突然爆发成全场痛哭。
此情此景，即便是在孤岛燕园，如何安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？血气方刚的学生渴望自由，然而，自抗战爆发后，有家人遇难者，有联络断绝者，学生经济困难连维持生活都捉襟见肘，更遑论穿越封锁线的艰险。
不知洪业是否预知了学生们的困境和向往，他帮侯仁之想了一个主意，不要一个人做生活辅导科科长，可以请德高望重的美国教授夏仁德任主席，侯仁之当秘书，再从文、理、化三学院各选一位年轻教师，共同组成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。如此，1940年6月，学生生活辅导科改组为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。唯一的意外是，侯仁之没有担任秘书，而是被任命为委员会副主席。
表面看来，委员会有点类似今天很多大学的学生资助中心，主要为学生安排勤工俭学的机会。实际上，侯仁之还肩负了一项更重要的使命——他在口述中这样回忆：“那时经常有些学生因为思想问题来找我，最后发现一些学生愿意到内地去抗战……有的要参加八路军。”
学生满腔爱国心，可侯仁之走上讲台不过半年，比学生大不了几岁，要逃离沦陷区，单枪匹马的他不可能做出周密计划。与夏仁德商量后，两人去找司徒雷登。没想到，司徒雷登不仅坚决支持，还明确表示，凡是自愿离开沦陷区的学生，无论是要去大后方，还是要去解放区，都由他们自己决定。无论去哪里，凡是经济困难的，都可由学校资助。
1940年寒冬，侯仁之亲自将十来个学生，分批送上了开滦煤矿的运煤船。船是司徒雷登提前联系好的，学生们将走水路直达上海，再进入内地。这条路线显然是慎重考虑后的最优选择，船是英国船，靠岸的码头属于上海租界，全程只需经过塘沽上船时的一道检查，船一开动，便无后顾之忧。
尽管如此，师生们还是慎之又慎。燕大新闻系学生杨富森回忆，“大家尽量装扮成商人模样，从来不喜欢戴帽子的我，也找了一顶破毡帽戴在头上；一向是注意边幅的，居然一个星期不梳头不刮脸，希望能闯过这一道难关。”
所幸，十几位学生都安全抵达上海。在那里，有人搭乘小船沿海岸南下，到尚未被日寇占领的福建沿岸登陆。有人乘火车经南京、徐州到开封，再步行30多公里，穿过一片荒无人烟的“无人区”，最终渡过黄河，进入自由区。
这后半程的惊险坎坷，彼时的侯仁之无从知晓，亦无暇顾及。因为在燕园还有一些向往解放区的学生，盼着他传来“走”的信号。
“我们是同路的”
第一批学生南下不久，新闻系学生陈晶然（后改名陶军）找到了侯仁之，他要离校投身抗日战争。这位后来成为教育家和外交官的青年，当时已是燕园里小有名气的才子。侯仁之记得，他擅长中英文写作，为人豪爽热情，是学生活动中的积极分子。这样的热血青年要去解放区，侯仁之并不意外，只是坦言目前尚无稳妥路线，但可以想办法。
说起来，平西抗日根据地就在西山，距离西郊的燕大并不远。同学们私下议论时常说，翻过山去，就是八路军活动的范围。实际上，这段不算长的路程却危机四伏。
1939年夏天，燕大英籍教师赖朴吾与林迈可一同去根据地，赖朴吾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：“北平的郊区不是战争前线，但凡被日军占领的农村、铁路、公路都有筑防。我们想要从小路穿过这些设防的农村，直达妙峰山顶。但我们不清楚哪些村庄是亲日的，哪些是秘密地忠于游击队的。如果没有向导，我们就无法实现我们的计划。”最终，还是一位对西郊群山了如指掌的地下党带路，赖朴吾和林迈可一行才顺利穿过樱桃沟，翻越妙峰山，途经平西的萧克将军司令部，继而前往晋察冀边区。
外国人尚且如此，中国学生翻过山去更是难上加难。说来也巧，正当侯仁之为路线发愁时，好友陈絜出现了。
陈絜（即陈矩孙）与侯仁之师出同门，是历史系洪业和邓之诚教授的得意门生。只不过，与燕园有名的长跑健将侯仁之相比，一身绸缎马褂的陈絜被大家戏称为“陈胖子”。他体形肥胖，不穿洋服，脚上一双缎子鞋，有时在校园里也不走路，而以人力车代步。他还有个张扬的身份——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之孙。乍一见晃荡在校园里的陈絜，估计谁也想不到，他竟是个中共地下党员。
1935年“一二·九”运动时，陈絜是燕大的主要领导人之一。本科毕业后他去了延安，1940年接受中共中央派遣又返回燕大，以研究生和司徒雷登秘书的身份为掩护，实则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活动。他的堂弟陈长歌在《怀念陈矩孙同志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司徒雷登明知陈絜是‘左派’学生，却愿意聘他为秘书，让他当挂名研究生，是要利用陈絜的情报工作；陈絜也将计就计，利用司徒来掩护自己，并从那里获取某些情报。”
陈絜不止一次对侯仁之讲过解放区的情况，得知侯仁之帮助学生南下，他主动提出，还应该送学生去解放区，解放区就在西山里面，那里很需要知识分子。两人一拍即合，从1940年冬天到1941年夏天，在陈絜的周密安排下，侯仁之先后送走了三批十几名学生前往解放区。
最初两批走的路线与赖朴吾、林迈可一行基本相同，翻山越岭，穿山沟，走小路，先到妙峰山的平西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，再由八路军安排下一步的行程。第三批则是先设法乘火车沿平汉线南下，到达河北河南交界处的磁县，再步行转入太行山，目的地是河南林县的抗日大学。
此事与学生南下不同，要绝对保密。事过多年，侯仁之还记得陈絜叮嘱他的一句话，两人之间是“单线联系”——这是侯仁之第一次听说这种地下工作的特殊纪律，他当时还不太懂“单线联系”是什么意思，经陈絜解释，不由感叹，这真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信任。
侯仁之始终恪守这一原则，连对夫人张玮瑛都守口如瓶，只负责一丝不苟地传递信息。侯帆星告诉记者，晚年的父亲对当年的“机密”细节仍记忆犹新：要走的学生只能四五人同行，每人携带一点干粮，打扮成去郊游的样子；一旦接到通知，立即登程；为了确保沿途安全，必须等待带路的人前来接头，接头暗语一定要在出发前夕才能告知学生。
印象最深的一次是，第二天就要走了，当天晚上学生宿舍熄灯之前，侯仁之当面把接头方式和暗语传达给每一个要走的学生：明天早上八点钟，在学校机器房照例鸣汽笛时，准时到达前去颐和园中途的挂甲屯村。在那里会看到有个农民装束的老乡迎面走来，就可以问他：“老乡，去圆明园怎么走？”如果他回答“我们是同路的”，那就证明是带路人。老乡答完话后会转向路北的一条石板道，顺着达园的西墙向圆明园走去，这时要隔开一段距离跟着他，一直进到圆明园。
因只负责传递信息，决不去现场，学生们走出燕园之后的事情，侯仁之只能从陈絜口中略知一二。据说，学生们先隐蔽在圆明园的废墟和偏僻的村子，然后沿着行人稀少的小道，直奔妙峰山，也就是平西的萧克司令部所在地。听说，一个名叫吴寿贞的女学生，已经进入了西山，却突遭日寇袭击，不幸牺牲在路上。“这个女生是我父亲班上的，性格恬静而且十分用功。”侯帆星回忆，父亲每次说到牺牲的吴寿贞，就要伤心流泪，“经父亲联系送往解放区的学生，她是唯一牺牲的一个。”
夏仁德的秘密活动
1941年年初，侯仁之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，陈絜告诉他，上级传来指示，凡进入解放区的学生，必须预先注射白喉、伤寒等疫苗。
侯仁之知道，校医院的吴继文大夫是自己人，便请他亲自为学生注射。但是，校园里四处潜伏着敌伪密探和特务，在校医院公开注射疫苗必然引人注目，在哪里注射疫苗最安全隐秘呢？侯仁之左思右想，想起了同处一个办公室的夏仁德。
最初，洪业给侯仁之支招，建议夏仁德担任主席，是看重学生对他的敬重和爱戴。与斯诺、林迈可等活跃在燕园的外国人相比，美籍教授夏仁德的名字今天提起来多少有点陌生。但在燕园同窗的记忆中，夏仁德开设的《心理卫生》是全校公认最叫座的一门课，有一年全校八百人竟有一百多人选修。作家萧乾在燕园期间，获益最多的是夏仁德教的《心理卫生》，因为“它帮助我了解自己，也了解别人”。而在女外交家龚普生的记忆中，《心理卫生》课的指定参考书中有《共产党宣言》和其他进步书籍，她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，就是在夏仁德的课堂上。
侯仁之没有上过夏仁德的课，但他知道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当天，燕大队伍被阻在西直门冻饿交加时，夏仁德为学生们送来了食物。如今两人共事大半年，他更是感受到了夏仁德对学生毫无保留的爱护。委员会负责安排学生勤工俭学，学校拨付的“工资”不够时，夏仁德总是从自己的月薪中开支，但除了侯仁之，他不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善举。
侯仁之信任夏仁德，但他没有透露任何与解放区相关的机密，只是向夏仁德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：借用他家中的一间房，在夜间办一件事，请他把房间钥匙交给自己。结果不出所料，夏仁德毫无保留地表示支持。他的住处离燕园水塔（现在的博雅塔）不远，那里毗邻未名湖，是一个树木掩映的小庭院。夜深人静时，一次次注射就在这里静悄悄地办妥了。
谨守秘密的侯仁之有所不知，早在一年多前，夏仁德就悄悄资助过逃出沦陷区的学生。据燕大学生郑庭椿回忆，1939年6月下旬的一个傍晚，他徘徊在未名湖畔，满怀愁绪，想走却又囊中羞涩，就在此刻，“我迎面邂逅了夏仁德老师……他尽力鼓励我赶快到自由中国的大后方去……最后他说，路费若有困难，他还可以筹赠三百元作路费……”不久，带着夏仁德亲赠的300元路费，郑庭椿悄悄离开燕园，辗转抵达大后方的昆明。
夏仁德对中国革命的贡献，陈絜了解得更多，但作为曾经的地下工作者，他鲜少留下文字。直到1981年，夏仁德在美国逝世，他抱病写出《我所亲知的夏仁德老师》一文，人们才知道，这位低调的美籍教授居然参与过那么多秘密活动。
1935年12月下旬，燕大地下党支部成立，紧接着，党的地下西郊区委成立。夏仁德夫妇腾出楼下的一间客房归我们自由支配，把钥匙交给我们。我们可以自由进出通向院中的门，也可以走通向里面的甬道。这个房间立即成为西郊区委的第二个机关……
1939年初，燕京大学英国人林迈可教授同机器房的两位中国技工，前去解放区帮助八路军……林迈可小组此行，应视为是与夏仁德先生合作的……
1939、1940、1941三年中，燕京大学替八路军供应了多次的照相器材、印刷用品、钞票纸、炸药、无线电元件、医疗药品器械，参加者有班威廉、威尔逊等外国人，而在司徒雷登与他们之间负责传达和联系者是夏仁德先生……
最传奇的还要数一次破坏铁轨的试验。那是1939年寒冬，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夜，一个秘密小组摸到清华园火车站附近，把两块锻铁打制的夹子一前一后分别嵌在两条铁轨上。当夜，一列火车驶过那里时出轨翻车，立即引发日军惶恐。实验成功后，秘密小组把两个夹子制成样品，由交通员即刻送往解放区推广使用。
这个秘密小组，正是由平素文静瘦弱的夏仁德亲自率领，其小组成员包括林迈可、班威廉、蔡一谔和肖在田。
要想捕人，我在明处
陈晶然永远记得告别校园的最后一刻，侯仁之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们好了，看来隔不了几年，你们要回来救我的。”老师的话让陈晶然鼻子发酸，是啊，侯仁之何尝不想离开这座沦陷的城市？
他的处境已岌岌可危，虽说投奔解放区是机密，但学生南下却不是秘密，恐怕他早已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。更令他警觉的是，表面平静的生活中出现了种种异常。家中保姆老于妈告诉他，曾有一个穿西服的陌生人，趁他不在跑到家里，翻看照片和书桌；一个自称要去大后方的陌生青年突然造访，打听路线，却又消失无踪；家门口附近还莫名出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“乞丐”，终日坐在地上向过往行人求乞。
这些蛛丝马迹让侯仁之有种预感，自己很可能已被日寇盯上。事实上，陈絜曾劝他一起前往北方抗日大学。若能一走了之，自然是最安全的，然而当时夫人张玮瑛身怀六甲，实在无法长途跋涉。况且，学生“消失”后的遗留问题，还要他出面善后。
侯仁之明白，滞留北平，意味着更大的危险和更严峻的考验。眼下，日美关系日益恶化，燕园这座孤岛的平静，恐怕很快也要被打破了。
1941年12月8日，一大早，侯仁之骑车赶往学校，远远就看见日本兵把守着南校门。他敏锐地掉头回家，可还没到家，又望见老于妈斜倚在门边，频频冲他摆手。侯仁之立即就近躲起来，直至中午才敢回家，原来，日本宪兵已经来过。
侯仁之的第一反应是找到陈絜，商量怎么办，可此时的校园已被日本人重重把守。12月9日，侯仁之冒险从西校门混进学校，刚进校门，就看到日本兵端着带刺刀的步枪，正在逐个检查被驱赶出校的学生。进退两难时，一个熟人突然挤过来，压低嗓子急切地说：“你怎么还站在这里！日本宪兵已经开始捕人了，还有人说你也被捕了，还不赶快离开！”
此时他还不知道，前一天，陆志韦等师生已经被逮捕，就关押在正对西门的贝公楼。陈絜当时恰巧不在校内，而是在城内祖父故居暂住，深夜从广播中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天一亮就直奔火车站，幸运地逃过一劫。
夏仁德原本也有机会逃离。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，同为外籍教授的林迈可和班威廉闻讯，迅疾驾车前往西山。夏仁德计划过与他们一起走，但想到心理系办公室存放的秘密资料，想到家中秘藏的上百册“禁书”，他不愿一走了之。
这些资料和“禁书”，都是地下党员寄存的，如果落入敌人手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夏仁德留了下来，资料和“禁书”被他全部销毁。第二天，他被日寇逮捕，先是软禁在东交民巷，后被关到山东潍县的日军集中营，直至1943年9月日美交换战俘，方才重获自由。
夏仁德被捕的同一天，司徒雷登亦在天津被捕，开始了近四年的软禁生活。
侯仁之原以为日寇会很快上门。即将临产的夫人已回到天津岳母家，他自料送学生去解放区行事十分机密，为表问心无愧，干脆坐等敌人上门。然而，不知是大战初起日寇一时疏忽，还是风头已经过去，侯仁之等了几天，居然没有任何动静。学校进不去，他实在牵挂家人，便决定也去天津，临走前大大方方留下天津的住址，此举用意不言自明：并非有意躲藏，要想捕人，我在明处。
12月28日，天津法租界海大道76号，正准备撰写论文的侯仁之果然被捕。在天津花园街的日本宪兵队关押一夜后，他被押往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。而立之年的侯仁之，即将面临人生最严峻的考验。
“爱国训练的第一步”
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位于原北京大学的沙滩红楼。1937年北平沦陷后，这里很快被日寇占领，可恨楼内地下室竟被改造成牢房，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，成了多少爱国志士遭受迫害的牢笼。
侯仁之被推搡进地下室，定睛一看，牢房里已有一人，原来是燕大学生孙以亮。这位孙以亮，就是后来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。他的哥哥孙以宽，则是侯仁之送进解放区的学子之一。
师生相逢，却是在这样的地方，两人有太多话想说。可囚在牢里的人哪有自由可言？巡逻的宪兵一旦发现“犯人”互相讲话，冲进来就是一顿毒打。孙以亮进来得早，略有一点经验，两人尽量把头靠近躺下，腿脚伸向不同的方向，再把手巾盖在脸上，假装遮掩灯光，实则低声交谈。
侯仁之这才知道，燕大有20多名师生被捕，自己的恩师洪业和邓之诚也被关押在此地。孙以亮告诉他，自己被捕，是因为参与演出了带有抗日色彩的话剧。侯仁之不由想到自己：难道送学生去解放区一事暴露了吗？
就在他忐忑不安时，一天早上，一个打扫过道的人路过，忽然把一个小纸团扫到了他坐着的地方。打开一看，他一眼就认出是学生刘子健的字迹。刘子健与洪业关在另一个牢房，已经过完堂。纸团上的几句话，侯仁之终生未忘，在过堂时“先侦察思想，后侦察行为。务要避实就虚，避重就轻。学生西游之事，似无所闻。”纸条最后还写道，“看过纸条之后，立即毁掉。”
这里所说的“学生西游之事”，就是指护送学生翻越西山投奔解放区，看来，日本人对此并不知情。这个信息至关重要，侯仁之如同吃了定心丸，对于即将临头的审讯，有了充足的思想准备。
那么，严密看守的牢房内，纸、笔从何而来？纸团又如何准确无误地传递给侯仁之？许多年后，女儿侯馥兴在刘子健的回忆中找到了堪比小说情节的答案：
有一次，我乘宪兵在笔录口供时，将桌上一支铅笔，偷偷拨入袖中。又举手打呵欠，使铅笔滑到上臂部分的袖筒里。接着，便和洪先生在半夜商议最有问题的是侯仁之先生！《燕京新闻》曾披露南下学生名单。大家又都知道侯先生负责，这是铁证，自己留下的。应当怎样应付呢？听宪兵的口气，知道他们除此以外，别无所知……侯先生在押而尚未被审，最好先告诉他做一种准备。于是用牙齿把铅笔木杆咬去，留下铅条，藏在板缝中，半夜在手纸上写信。……（打扫过道的人）遵命而行，便把这小条从我们屋中“扫”到侯先生屋中。
打扫过道的人原是即将释放的“犯人”。不知日本宪兵是心大还是愚蠢，这些被捕的人多少都有抗日色彩，日本人却规定在开释之前，“犯人”要服几天“劳役”，允许他们在各牢房间“自由行走”，打扫过道。
掌握了敌人的底牌，侯仁之被提审时果然有惊无险。日本宪兵丝毫没提起学生去解放区之事，只追问南下学生的路线、名单。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，而且学生早已离开，此时写出名字也不要紧。侯仁之坚称，学校只管培养人才，绝不干涉学生毕业后的出路，而后写下一些家在南方的学生名字。日本人无可奈何，最后只能安给他一个“以心传心，抗日反日”的罪名。
日寇似乎没有对侯仁之施用残酷刑罚，这绝非他们心慈手软。历史学家邓之诚的《南冠纪事》记录了惨不忍睹的狱中见闻，“宪兵队审讯时，无不用刑求者，有扑责，有批颊，有拶指，有水淋口鼻，有灌水，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强饮满腹，以足蹴腹，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，最为惨苦，往往有至死者。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，又闻有电机磨人毫发齿骨……”
对于学者，日寇妄图利用他们的声望为自己涂脂抹粉，才会用软硬兼施、威逼利诱的策略。但平日埋首书斋的教授们，自有知识分子的气节。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陆志韦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作风，敌人要求他写悔过书，他却在日本人提供的纸张上，写下力透纸背的四个大字“无过可悔”。
史学家洪业临危不惧，日本军官问他：“你为什么抗日？”洪业侃侃而谈，仿佛在发表演讲：“我是研究历史的……我得到了一个结论，就是用武力来占领别的国家，把别国人民当奴隶，镇压别国人民的意志，只能暂时收效，因为一定会有反应的，而最后一定得报应，报应来时，压迫者有时比受害者更惨。”
虽没有用刑，狱中的虐待欺辱却不少。侯帆星向记者回忆，父亲过堂时，鬼子上来先打了个大巴掌，眼镜都被打得不知去向。邓之诚曾写道，有一次张东荪先生与他谈话，被看守发现后，携桶水至，倾水泼下，衣袂被褥尽湿。张先生不堪凌辱，与看守厮打，数次自杀以示抗议。幸亏难友营救及时，得以不死。
被捕教师中，侯仁之年纪最小、职务最低。铁窗禁锢，无纸无笔，看守只见他泰然静坐，却不知年轻学者心中正默默构思北平都市地理的腹稿。侯仁之并非不担忧，但前辈先生从容自若的气度，驱散了他的焚心似火。有一段时间，他与陆志韦关在一起，时值寒冬，冷不可耐，陆志韦即坐行柔软体操，还低声对他说：“这是爱国训练的第一步。”
而与社会学家赵承信同囚一室时，赵先生完全不以犯人自居，竟拉着他论学谈道。两人有问有答，一个介绍都市社会学和人文区位学，一个讲解北平历史地理、京绥铁路沿线地理以及黄河、运河水利开发史，谈到高兴处，甚至忘了身在狱中。这些狱中的思想碰撞，或许正是《北京都市地理》腹稿的重要灵感来源。
“经颠危骇浪，三十而立”
1942年6月18日，侯仁之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一年、缓刑三年。至此，侯仁之结束了半年的狱中生活，但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。
缓刑三年，意味着他的一举一动都将处于日寇严密监视之下，若因事外出，必须事先报告。而且，取保开释还要有一个担保人，侯仁之的家人都在天津，他在北平举目无亲。为难之际，曾帮学生注射疫苗的吴继文大夫伸出援手，以自己开设的“光明诊所”做铺保，侯仁之终得出狱。
在天津岳父母家，出狱后的侯仁之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女儿。四个多月的女儿和妈妈躺在一起，侯仁之觉得“像一条大船旁边的一条小船，一条小救生船”。这个女儿就是侯馥兴，她的名字原是“复兴”，寓意日本战败，中国复兴。
终与家人团聚，侯仁之却难掩心中隐忧。当初送学生离开后，他用小字在极薄的打字纸上详细记录了每个学生的资料：姓名、个人情况、联系的办法、离校的日期和路线以及学校提供的资助等。这份名单装在一个大信封里，保存在历史系办公室。在狱中时，他每每想起此事，就坐立不安，如今自己暂时平安，但这份名单终究是个定时炸弹，一旦落入敌人手里，且不说自己将再次入狱，还会牵连一大批人。
侯仁之坐不住，决定以看望老师洪业的名义，去北平一趟。见面一聊，洪师告诉他，有些教工曾被允许回校取个人物品。侯仁之不禁喜出望外，按照老师的指点，向宪兵队提出申请要取图书、钟表和钢笔，居然很快被批准了。
这天，一个持枪的日本兵带他进入历史系办公楼。一路上，侯仁之绞尽脑汁，怎样才能设法避开这家伙的监视。没想到，一进二楼办公室，鬼子就被一台油印机吸引了，好奇地摆弄着。真是天赐良机，办公室是一个套间，侯仁之按捺住内心的激动，装作自然地走进小房间，拉开抽屉一摸，信封居然还在。他抓起信封贴着腹部，塞进紧扎的腰带内，再罩好外面的蓝布长衫。大功告成，侯仁之既高兴，又紧张，顺手捡起一些线装书，连同一个织锦的椅垫，用带来的绳子捆作一包，就和日本兵下了楼。
出校门时可能还会搜查，最好能在路上把材料处理掉，可旁边的日本兵看得太紧，侯仁之一直没找到机会。偏偏怕什么来什么，走到南校门，坐在门卫小屋里的日本宪兵突然走了出来，站在一米多远的地方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侯仁之急中生智，一边拿着填好的单子给他看，一边开口说：“太君，钟表、钢笔通通没有了，只有这些书籍，还有媳妇送我的这个椅垫子了。”那宪兵一声不响，只是恶狠狠地抓住侯仁之手中的一包东西，一下摔在地上，又嫌弃似的把他推到一边。
侯仁之趁机捡起东西就走，一口气走到东墙外一个熟人家里，正赶上他家保姆用一口大柴锅烙大饼。他抢过去帮助烧火，趁人不注意，掏出那份记录，在灶火中付之一炬。
此后三年，侯仁之蛰居天津，时有汉奸便衣登门盘查，拉拢示好，他都断然拒绝，一边在租界内教书维持生计，一边潜心著述。1942年下半年，他以蝇头小楷，将狱中打下腹稿的《北京都市地理》移于纸上。1943年4月，被捕时正要书写的《北平金水河考》初稿，得以完成。
然而，蛰居平静的生活又一次被打破了，北平传来消息：孙以宽和刘子健相继遭到日本宪兵的逮捕。孙以宽是侯仁之送到解放区的学生之一，刘子健是燕园被封后同时被捕的“狱友”。两人对学生去解放区之事都知情，如果他们是因此被捕，说明日本人已经掌握了情况，那自己必将再次入狱，甚至难逃一死。
侯仁之左思右想，为了避免再次落入敌手，只有尽快离开沦陷区。慌乱之际，他连南下的火车票都已买好，但夫人张玮瑛坚持，应将此事告诉洪业老师。她独自赶早班火车前往北平，傍晚回到天津时，一口气转达了洪师的两点意见：“第一，你不能走。万一事情牵连到你，却抓不到你，必然要抓你的铺保吴继文大夫和其他有关的人。第二，你不走，即使再次被捕，甚至被判死刑，燕京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死的。”
洪业的话分量极重，侯仁之改变了主意，留下随时准备着，应对更严峻的考验。幸好，月余后消息传来，孙以宽、刘子健在狱中备受酷刑，但都坚贞不屈，日寇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任何东西，最终不得不释放。多年后，侯仁之在怀念恩师时感慨：“我所经受的最严重的一次考验，也正有赖于煨莲师（洪业，号煨莲）的教导，才得自告无憾于今生。”
1945年8月15日，流寓津门的侯仁之终于等到了胜利结局，从短波中收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，他喜不自禁，抱着3岁的女儿欢呼跳跃。一年后，他远赴英国利物浦大学，继续六年前被打断的留学计划。1949年，沦陷中的狱中腹稿《北京都市地理》，最终呈现为侯仁之的博士毕业论文《北平历史地理》。
如今，抗战胜利整整80年，侯仁之早已故去。回望1941年，他的女儿侯馥兴说，《北京都市地理》写在敌寇入侵、国家危亡的时刻。它不仅是沦陷中的苦难习作，父亲更是以此明志：本业之不可废，志气之不可夺。“那一年父亲30岁，国家危亡时刻，经颠危骇浪，三十而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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